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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關色彩 一篇好的文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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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綁架的人民 龍應台

獨裁者去了，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，囂張上台。
因為有民主之名，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，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。
在九零年代裡，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。

進入嶄新的世紀，三月的鞭炮聲響，幾千年來第一次，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。
身為台灣人，我們覺得可以驕傲；台南鄉下的孩子、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、我們「奮發」的同代，成為領導人，令人欣喜。


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，雄才大略的高人，可以期待。

短短的三年，驕傲，變成焦慮。
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，也就是說，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。
而同時，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，宣傳以「新 聞」的面貌呈 現，
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，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，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，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，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。

短短的三年，欣喜，變成沈重。

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；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，台灣是最後一名，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。
而同時，台灣政府在製作「漢賊不兩立」的經濟政策，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。

外交，以哄騙賄賂、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，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。

短短的三年，期待，變成了幻滅：我們沒有國際觀。
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，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、加強，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「同仇敵慨」，「同仇敵慨」最容易轉化為選票。

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，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。

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「妖魔化」；因為中國越是妖魔，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「同仇敵慨」，
而「同仇敵慨」，啊，最容易轉化為選票。


我們沒有歷史感。

上一代人──不論你是本省佃農還是外省難民──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，
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，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，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，清算或忽視的標準，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。


我們沒有未來擔當。

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，至於經濟、教育、文化、環境、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，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，就不是施政的重點。


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？
讓下一代去承受。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。
「賣台」、「台奸」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。
「愛不愛台灣」、「是不是台灣人」取代了「有沒有能力」、「是不是專業」。

不用腦思考，我們用血思考。


文化的法西斯傾向，非但不被唾棄，還被鼓勵；
部落式的族群主義，非但不被開導，還被強調。

我們沒有執政黨。
由於是少數政府，權力不穩信心不足，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，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。

我們沒有在野黨。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，反應遲鈍；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，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，
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，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。

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，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。

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，是什麼樣的領導，
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，沒有歷史感，沒有未來擔當，沒有理性思維，執政者荒誕、反對者低能的社會？


我們一同走過
五○年代的貧窮與恐怖，
六○年代的蒼白與摸索，
七○年代的奮發與覺醒，
八○年代的努力與追求，
九○年代的懷疑與失望，

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，下一代人還青澀，我們所面對的，竟然是焦慮、沈重，以及夢想的，徹底幻滅。


這三年的荒誕，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。

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，
啊，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，

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，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，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。


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，
因為政黨奪權時，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，照亮自己；一旦得權，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。

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，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，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，
而選舉，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，主導社會。
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，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？

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──一個公平正義、溫柔敦厚的台灣，就在我們的焦慮、沈重、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？路，怎麼走下去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