無關色彩 一篇好的文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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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綁架的人民 龍應台

獨裁者去了,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,囂張上台。
因為有民主之名,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,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。
在九零年代裡,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。

進入嶄新的世紀,三月的鞭炮聲響,幾千年來第一次,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。
身為台灣人,我們覺得可以驕傲;台南鄉下的孩子、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、我們「奮發」的同代,成為領導人,令人欣喜。


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,雄才大略的高人,可以期待。

短短的三年,驕傲,變成焦慮。
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,也就是說,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。
而同時,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,宣傳以「新 聞」的面貌呈 現,
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,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,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,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,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。

短短的三年,欣喜,變成沈重。

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;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,台灣是最後一名,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。
而同時,台灣政府在製作「漢賊不兩立」的經濟政策,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。

外交,以哄騙賄賂、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,不謀遠慮只求近功,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。

短短的三年,期待,變成了幻滅:我們沒有國際觀。
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,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、加強,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「同仇敵慨」,「同仇敵慨」最容易轉化為選票。

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,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。

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「妖魔化」;因為中國越是妖魔,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「同仇敵慨」,
而「同仇敵慨」,啊,最容易轉化為選票。


我們沒有歷史感。

上一代人──不論你是本省佃農還是外省難民──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,
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,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,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,清算或忽視的標準,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。


我們沒有未來擔當。

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,至於經濟、教育、文化、環境、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,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,就不是施政的重點。


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?
讓下一代去承受。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。
「賣台」、「台奸」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。
「愛不愛台灣」、「是不是台灣人」取代了「有沒有能力」、「是不是專業」。

不用腦思考,我們用血思考。


文化的法西斯傾向,非但不被唾棄,還被鼓勵;
部落式的族群主義,非但不被開導,還被強調。

我們沒有執政黨。
由於是少數政府,權力不穩信心不足,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,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。

我們沒有在野黨。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,反應遲鈍;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,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,
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,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。

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,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。

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,是什麼樣的領導,
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,沒有歷史感,沒有未來擔當,沒有理性思維,執政者荒誕、反對者低能的社會?


我們一同走過
五○年代的貧窮與恐怖,
六○年代的蒼白與摸索,
七○年代的奮發與覺醒,
八○年代的努力與追求,
九○年代的懷疑與失望,

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,下一代人還青澀,我們所面對的,竟然是焦慮、沈重,以及夢想的,徹底幻滅。


這三年的荒誕,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。

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,
啊,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,

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,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,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。


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,
因為政黨奪權時,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,照亮自己;一旦得權,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。

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,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,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,
而選舉,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,主導社會。
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,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?

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──一個公平正義、溫柔敦厚的台灣,就在我們的焦慮、沈重、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?路,怎麼走下去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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